三是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

返乡的农民工普遍保持着和原来务工所在地的联系，希望经济早日复苏。三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冲击，股市和楼市大幅下滑，汽车销售量全面下降。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以来的迹象表明，自由贸易在口头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是在实施的短期政策中却受到冷遇。与此同时，认为短期乱局中的长期判断十分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正在承受比其他大国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总的看，这些政策措施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

除了无奈的国内政治压力外，在理论方面准确定义国际经济失衡现象是要点所在，如果把世界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把大国的储蓄和消费差异以及生产率差异视为国际经济生态系统结构性调整的动力，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会逐步受益，贸易保护主义就会失去基础，但如果从过时的国别经济角度认识今天的全球化趋势，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国别贸易收支平衡和重温旧日的梦想，则世界将被迫出现短暂后退，世界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方面受到影响。中国政府意识到，这场金融危机积累的破坏性能量很大，其发展态势仍未见底，因此要做好最坏和延续时间较长的思想准备，力争最好的结果。这意味着如果这个定价是合理的，那么山东省政府的信用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好。

所以，需要在短期内把这种默契重新恢复起来，给企业家、民众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从上往下的创造能力，最终可能会出现有利于新的金融体系出现的新的制度设施。当时它遇到了蒸汽轮船的挑战，因为蒸汽机提供的动力更加可靠一些，可以逆流而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下个阶段最重要的转型在于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具体细节可以看一下第二行山东。

下图来自麦肯锡，显示到2014年第二季度结束时，中国的企业债务已占到GDP的125%。19世纪时，全球最大的行业其实是航运行业，当时最大的一个工具就是依靠风能的帆船。

但是，最近民众和企业家对未来产生了很多质疑。但是现在一刀切的方式，使得这个市场变得很扭曲。进入专题： 供给侧 金融监管 。美国从上世纪的6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整个金融行业的价值附加占GDP的比例从4%增加到8%。

从这个角度讲，未来的政策建议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回归到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换个角度讲，可能一年用于还利息的资金，已经占到国民产出的9%到10%以上。大家觉得8%太高了，这也是为什么在2007、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债务率太高、资本使用效率太低下 我把问题的迫切性再简单分析一下。

但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包括监管机构，并没有理清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出发点。互联网金融本身是普惠金融，但当你给一个企业或者个人提供高达20%以上的融资成本，这已经很难说具备普惠性质了。

我想说什么？应该到了我们回归金融本质的时候。下图是去年第一季度做的一个分析，显示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固定资产投资率跟第一季度GDP增长速度，基本上是负相关。

但是，有一点起码是可以作为的：中国过去35年改革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民众、企业家跟政府之间形成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本身使得中国企业家、中国的民众，中国的政府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充满信心的。下面用几个例子讲，为什么现在的改革思路，可能在识别上有一些误区，因为背离了这个基本标准。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到今年两会，一直讲 三去一降一补（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编者注）。9%太高了，这中间的环节使得经济效率已经不再具有一定的水准，整个金融乱象也使得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变得越来越困难。下图横轴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纵轴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显示非常明显的负相关，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投资效率比较高的省份，其实有非常强大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容纳能力。这样一种制度设计，背离了我们讲的金融改革的目标函数，那就是要让金融中介过程越简单，越直接，越有效越好。

其实就是找到金融的本质，找到简单有效的方式，尽量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中国的金融比美国发达吗？大家可以做出判断。

我们需要优质的上市公司，需要一个能够识别、培育优质上市公司的机制。金融的本质是把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连接起来，连接过程应该是简单、直接、有效的。

这背后反映出中国金融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债务结构极其不合理，而且构建一个合理体系的基本要素普遍缺失。对这种思路，给大家看一个产业的例子。

我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从来不是规模问题，而是使用效率问题。2014年山东发债的时候，山东省的债务利率比同期国债要低。所以，未来需要把中国金融体系对GDP的贡献从9%打下来，降到5%，或者6%，或者一个比较均衡的位置。所以，这背后也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识别上的误区。

但是，进入新常态之后，应该说我们对新的一种金融业态产生了新的需求，而政策制定方面其实没有跟上，还是一种修修补补的思路。或者用今天的语境来讲，就是能不能提高生产率本身，可能是衡量我们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

但是最终，帆船还是被淘汰了。目前对资本、地方债务市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误区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对最近比较热热点的几个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地方债务市场、互联网金融，我们是否在认知上已经背离了本质？ 先说资本市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证券监管机构还是把所谓的做指数，就是股价指数本身，作为监管的出发点，而忽略了监管出发点应该是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体系，从而使得金融中介的成本降下来。

互联网金融对个人的融资成本目前还高达20%到25%以上。过去35年，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其实非常成功，我们一种比较压抑的金融政策本身使得我们金融体系本身对经济的支持也相对比较有利。

而美国、澳大利亚，其他一些OECD国家基本上是60%到70%。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能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但其实这个思路本身已经涉及太多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会带来大量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博弈，从而影响地方债务的发债成本和定价。这种额度制的方式，指令性计划的方式，会让太多的既得利益者和权力进行博弈。政府绝对不要朝令夕改。

从这个角度讲，债务率确实太高了。从这一点讲，地方政府债务市场也需要供给侧改革，需要提高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

换句话讲，从供给侧的理解，我们未来的政策设计，基本的出发点在于我们能否提升经济生活的全要素生产率或者资本的使用效率。这么一种扭曲定价形成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背后有太多的博弈在里面。

但大家再看中国，因为去年二级市场很发达，上半年整个金融体系对GDP的贡献已经占到9。从这个角度讲，金融改革它的任务使命已经表现出来了。